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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城坐落在美丽富饶的富春江畔。距离县城十五公里处，秀峰连绵，山环水抱，俗称七里泷，相传是东汉隐士严子陵垂钓之处，史上称之为子陵滩。山麓那两座挺立的石台，被称之为严子陵钓台。钓台附近的严光祠堂旁边，建有占地十余亩的碑林，立有石碑百余方，上面雕刻着大量追思严光的诗文，作者涵盖了南北朝以来中国诗坛几乎所有巨匠。一名隐士，自古以来竟然受到不同朝代如此众多文人的推崇，这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关于严光，因未见有著述传世，他的才学我们无从知晓。据范晔《严光传》记载，他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他乃隐身不见。光武帝三番五次派人寻聘，甚至亲自与他同床共寝，反复劝说，欲封他为谏议大夫，严光就是不肯应允，最终躬耕于富春山，享年80岁。显然，这是一个不贪图高官厚禄、不慕虚名、性格怪异、特立独行的士人形象。人们欣赏他的，或许就是这种不肯随世就俗、不为功名所累的超然和洒脱。然而，自古以来，读书人之所以能忍受十年寒窗之苦，无不是寄希望于一举成名，藉以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金榜题名，辅佐朝廷，正是无数读书人的梦想。何以都突然景仰起隐士来了呢？个中缘由十分复杂，恐非一篇短文所能说清。常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与不达心境是不一样的。况且，达毕竟是少数，不达是多数。无论如何，就其最基本的品性而言，绝大多数士人崇尚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面对严子陵这样视权贵如粪土、悠然自处、自得其乐的隐士，人们不能不肃然起敬。短“蓑不换轩裳贵，千载之风有几人”（明·商辂），“今日病夫祠下过，独知疲懦长精神”（宋·范师道）“，君因卿相隐，我为利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元·赵壁）。以人为鉴，见贤思齐，清正之风，代代相传。风节倘能关社稷”（苏东“坡语），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因此而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说到严光，不能不说光武帝刘秀。刘秀对待严光，可谓思贤若渴，情重于山。他亲自登门拜望严光，严光不理不睬，他毫不介意；与严光同榻共寝，严光把脚压在他肚子上，他也不予计较；太史官为此奏客星犯上，他只一笑置之。如此雅量，实属罕见。无怪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一文中，反复将刘秀与严光俩人相提并论：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为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的确，像严光这样狂傲不恭之士，如若遇到鸡肠狗肚的皇帝，恐怕早就找个罪名叫他人头落地，岂容他子陵滩头悠然垂钓？所以，后人在论及严光的同时，也不忘记光武帝：“千秋一个刘文叔，记得微时有故人”（清·洪昇），“世祖若非天下量，严陵安得钓鱼矶“（宋·黄庭坚）。我在子陵滩辗转，在严光祠堂徘徊时，总觉得周围似乎少了点什么。能不能也为光武帝刘秀雕塑一尊铜像呢？我想。让天下执掌生杀大权之士也明白：宽容大度，尊重知识和人才者，同样也会受到历史垂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