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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镇江博物馆前馆长陆九皋先生精心策划，将“京江画派”画家王文治、张■、顾鹤庆、潘恭寿、周镐、潘思牧、明俭等人的绘画作品展现在广大市民面前，从而让“京江画派”这颗艺术明珠，抖落岁月的浮积污垢，拂去百年的尘埃，露出璀璨真容。
陆九皋先生深爱“京江画派”画家的绘画作品。1962年办“京江画派”展览时，他为了使展览内容更丰富，专程赴上海到镇江籍收藏家和实业家严惠宇老先生家中挑选了十多件“京江画派”绘画作品。严惠宇将他收藏多年的顾鹤庆一件《徐氏云川图》挑出来慷慨“借”给市博物馆使用（实际上是赠送），也逃过“文革”一劫。这是一卷组画共十六幅，是顾鹤庆以“驿柳”寄情的经典之作，他用风格典雅的舒朗笔墨，将江南诗意风光和杨柳万种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981年，改革的春风吹拂着镇江画坛，陆老为“京江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得到应有地位和评价竭尽心力。他写了《张松顾柳》发表在《文物》1981年第九期上。这篇文章对“京江画派”画家张崟和顾鹤庆的各自绘画独特性进行了阐述。1982年冬，中央美院薛永年教授（现为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来镇江博物馆看书画。他对“京江画派”张夕庵、顾鹤庆等人作品，称赞不已，认为很有特点，并将陆老的文稿《张夕庵生平与艺术》，带去发表于中央美院的《美术研究》1984年第一期。陆老又写了一篇《潘画王题》论文，发表于《文物》1984年第四期。陆老的这三篇论文基本上将“京江画派”的艺术风格、艺术独创性、艺术现象及醉心丹青的画品作了精辟分析。
50年来，镇江的画家、美术理论家分别从史学、美学、美术史学、地域文化等不同角度对“京江画派”作了深入研究，为“京江画派”正名。
最早提出“京江画派”一词，见于清人冯金伯（1738-1797年）著的《墨香居画识》：“落笔浓重，展卷了望而知京江人。”蒋宝龄（1781-1840年）在《墨林今话》中说：“下笔便思千古，有京江派之目。”
而“京江风”的刮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许多美术史和绘画史的著作中出现了“京江画派”一词，从而使这个地域性画家团体被人们所认识和美术史家认可。
在这期间，笔者也阅读了不少文章，发现俞剑华、傅抱石、潘天寿等人对“京江画派”虽给予注意，但都按史家自己的爱好，使“京江画派”成为其他画家作品的陪衬和点缀，甚至将京江画人挂在金陵诸家和扬州画派门下，成为一支别派。在画名的提法上也是混乱，有的将潘恭寿列入“丹徒派”，将张崟列入“镇江派”，将京江三大家之一的蔡嘉列入扬州八怪之一等等。这些混乱的研究现象，应该得到甄别。
我市研究“京江画派”专家赵力，从1990年起到2000年，十年中陆续发表研究“京江画派”的论文多篇，掀起了“京江画派”的研究热潮。赵力生于镇江，他对故乡的“京江画派”地域性画家群体在山水画创作中的独创性艺术现象、统一风格等及“京江画派”形成的政治、经济、艺术因素进行了阐述，并就“京江画派”画家群体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取向，艺术家的人品和画品，画派之间互相影响等问题，全方位地论述了“京江画派”艺术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填补了美术史研究空白，丰富了美术史的内容。他还将“京江画派”端到国际明清画坛讨论会上，让世界华人美术家和国外美术家对“京江画派”刮目相看。
2005年，镇江中国画院院长车长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京江画派古今展》及京江画派学术论坛时，从北京传来一则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石守谦进行首次公开对话，谈到两岸故宫谁的文物藏品多？郑院长说：由于台北故宫主要接收的是清宫旧藏书画，而十八、十九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清初的“金陵诸家”“四僧”等许多画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如今正是国之重宝。北京故宫已于上世纪60年代初将上述几个时期的书画收藏齐备。
后来，郑欣淼在《天府永藏》一书作了解释，清宫在乾隆去世后，历代书画收藏日趋衰落，因此，十八、十九世纪的“扬州八怪”“京江画派”“改费派”“海派”等许多画派的绘画和书法为清宫所缺。清初属于非正统画派的“金陵八家”“四僧”“黄山派”等，也是乾隆不屑于收藏的艺术品，如今已是艺术珍品了。
